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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为什么会说匈奴是夏朝遗民?

朝文社 2021-12-29


历史提问

司马迁为什么会说匈奴是夏朝遗民?

答:作为汉王朝的“实在亲戚”兼强横对手,匈奴的起源问题,一直被史学界争论不休。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,更给出一个著名观点:“匈奴,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,曰淳维”。也就是说,曾一统北方草原,建立强大汗国的“草原天骄”匈奴,居然是夏朝的后裔?

司马迁为什么会有此观点呢?首先必须说,“夏朝后裔”这个定论,他绝不是随便说的。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,在艰苦撰写《史记》的过程里,即使面对史料散失等困难,他引用参考的文献,多达八十种之多,对每一个材料都进行去粗取精的分析。另外他还游历各地,对每一个重大历史遗迹都进行详细考察。可以说,“匈奴是夏朝遗民”的观点,也是他历经多次寻访后得出的结论。


虽然这个观点,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。但哪怕在司马迁动笔写《史记》前,“夏人北迁”的说法,就曾流传极多。比如先秦典籍《管子》就记载说,春秋霸主齐桓公就曾发兵远征,攻打位于山西西北部的“大夏”部落。而在靠近草原的陕西、山西地区,也有多处以“大夏”“夏墟”命名的地方

考古的成果,也给“夏人北迁”的说法提供了佐证。比如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东南部的朱开沟遗址(殷商同时期)里,不但出土了与二里头遗址十分相似的垫土墙基,还出土了带有明显“夏文化”特征的短剑、铜刀、铜耳环等文物。这也恰恰印证了草原文化与“北迁”的夏文化,产生了某种交集。



 甚至,如果我们仔细参考史料里对匈奴的记载,就更可看到匈奴文化里,种种鲜明的“华夏元素”: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告诉我们,匈奴人与夏朝人一样,以“龙”为祭拜对象。匈奴境内不但有“龙祠”,其祭天圣地也被叫做“龙城”。同样和夏商周一样的是,匈奴也有祭拜日月的习俗。所以,虽然司马迁“匈奴是夏朝后裔”的说法有待商榷,但匈奴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往,显然要比很多后人想象得早得多,也深得多。

而如果我们细看汉朝与匈奴的百年和战历史的话,我们更会发现:匈奴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,正是对汉地先进的科技文化,一直不遗余力的吸收学习。



很多人眼中的匈奴,只是一个作战凶悍但科技文化极其落后的草原民族,但至少目前考古的成果,就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:许多匈奴的墓葬里,都出土了制作水平极高的青铜器,不止有青铜兵器,更有铜鼎等生活用品。甚至在原匈奴属地里,还发现了公元前3世纪的采矿设备与遗址。色楞格河流域的匈奴古城里,还出土了匈奴的冶铁炉与铁渣,贝加尔湖畔的匈奴墓葬里,更有形制与汉地接近的铁农具以及铁簇……

单看这些考古成果就知道,汉初面对的匈奴,是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年间“犬戎”“山戎”的强大游牧汗国。所以匈奴骑兵那“且驰且射”的强大技能,不止来自于其骑射能力,更来自其背后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。



而这样的产业能力,也正是匈奴人对汉朝科技文化学习的结果。就以政治制度来说,汉朝太监中行说投奔匈奴后,就为匈奴设计了赋税制度,从此匈奴结束了“课校人畜计”的历史,开始按照细化的比例征收赋税,其战争动员能力大大增强。甚至匈奴还在西域地区设立“僮仆都尉”职务,专门在西域“赋税诸国,取富给”。正是这种制度的变革,让匈奴持续保持着对汉朝的军事压力。 

如果说,是诸如中行说、卫律等“汉朝叛徒”,给匈奴带来这些变革的话。那么诸多被匈奴掳掠的汉朝工匠与农民,也为匈奴持续带来手工业和农业的进步。比如匈奴墓葬里酷似汉地的农具,就很有可能出自汉朝工匠之手。当匈奴遭到汉军持续打击,几乎完全退出漠南地区后,之前几乎完全游牧生活的他们,也开始“穿井凿城”,建起城池来。



在今天蒙古国、俄罗斯、中亚等地出土的十多座匈奴城池,大多都与西汉城池十分类似,甚至还有带有汉字的瓦当以及刻着汉字的石碑。也正是这些顽强的城池,帮助匈奴在遭到汉军毁灭性打击后,继续苦苦支撑。 

可以说,如果没有匈奴对于汉朝文化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,这场战争也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。匈奴的崛起、强大、败退,这整个兴衰史上,都贯穿着浓厚的“华夏烙印”。司马迁“匈奴是夏朝遗民”论点的背后,恰是匈奴与汉地,这种奇特的“交集关系”。无论司马迁的观点是否正确,这样的“交集”,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。



参考资料:《夏文化的船舶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》《匈奴手工业发展考论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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