评价
张栻理学上承二程，推崇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，以“太极”为万物本原，主张格物致知，知行互发。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“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，行之力则知愈进，知之深则行愈达，行有始终，必自始以及终。”“盖致知以达其行，而行精其知”（《论语解·序》）。曾创建善化（今长沙）城南书院，主持岳麓书院，并先后在宁乡道山、衡山南轩、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，声名极一时之盛。其弟子胡大时、彭龟年、吴猎、游九功、游九言，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。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，力主抗金，学术上虽承二程，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。
朱熹称其“学之所就，足以名于一世”，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：“余窃自悼其不敏，若穷人之无归。闻张钦夫（即张栻）得衡山胡氏学，则往而从问焉。钦夫告予以闻，余亦未之省也，退而沉思，殆忘寝食”。《宋元学案》作者黄宗羲称理学中“湖湘学最盛”。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，提出办学的主张，说“岂特使子群居佚谈，但为决科利禄计乎？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？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”。评价张栻的思想:“见识高，践履又实。”(《宋元学案·南轩学案》）。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，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。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“为之则有其序，教之则有方。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，习乎六艺之节，讲乎为弟子之礼，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，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，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”。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，“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，求之有道，进之有序，以免于异端之归”。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，在学与思的问题上，主张“学思并进”，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，以此躬行实践，影响甚著。陈亮则曰：“乾道间东莱吕伯恭（吕祖谦），新安朱元晦（朱熹）及荆州（张栻）鼎立，为一代学者宗师。”（《陈亮集》卷21）。全祖望则云：“宣公身后，湖湘弟子有从止斋、岷隐游者，如彭忠肃公之节概，二游、文清、庄简公之德器，以至胡盘谷辈，岳麓之巨子也。再传而得漫塘（刘宰）、实斋（王遂），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！”（《湘学略·岳麓学略第五》）。朱熹尝言：“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，如敬夫，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。”（《宋史·道学第三》）。
评价
张栻理学上承二程，推崇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，以“太极”为万物本原，主张格物致知，知行互发。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“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，行之力则知愈进，知之深则行愈达，行有始终，必自始以及终。”“盖致知以达其行，而行精其知”（《论语解·序》）。曾创建善化（今长沙）城南书院，主持岳麓书院，并先后在宁乡道山、衡山南轩、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，声名极一时之盛。其弟子胡大时、彭龟年、吴猎、游九功、游九言，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。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，力主抗金，学术上虽承二程，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。
朱熹称其“学之所就，足以名于一世”，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：“余窃自悼其不敏，若穷人之无归。闻张钦夫（即张栻）得衡山胡氏学，则往而从问焉。钦夫告予以闻，余亦未之省也，退而沉思，殆忘寝食”。《宋元学案》作者黄宗羲称理学中“湖湘学最盛”。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，提出办学的主张，说“岂特使子群居佚谈，但为决科利禄计乎？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？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”。评价张栻的思想:“见识高，践履又实。”(《宋元学案·南轩学案》）。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，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。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“为之则有其序，教之则有方。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，习乎六艺之节，讲乎为弟子之礼，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，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，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”。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，“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，求之有道，进之有序，以免于异端之归”。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，在学与思的问题上，主张“学思并进”，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，以此躬行实践，影响甚著。陈亮则曰：“乾道间东莱吕伯恭（吕祖谦），新安朱元晦（朱熹）及荆州（张栻）鼎立，为一代学者宗师。”（《陈亮集》卷21）。全祖望则云：“宣公身后，湖湘弟子有从止斋、岷隐游者，如彭忠肃公之节概，二游、文清、庄简公之德器，以至胡盘谷辈，岳麓之巨子也。再传而得漫塘（刘宰）、实斋（王遂），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！”（《湘学略·岳麓学略第五》）。朱熹尝言：“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，如敬夫，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。”（《宋史·道学第三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