赏析
《子虚赋》八个自然段,可分为三部分。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,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,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,归结讽谏主题。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,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。
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,同此前的作品相比,有明显的不同。在屈原的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中,作者都是直接抒情,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也基本如此。宋玉的《高唐赋》和《神女赋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,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。枚乘的《七发》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,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,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,即作品中的“宋玉”、“吴客”个人的认识或感受。子虚、乌有的对话则不然。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,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、意义却已不同。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,其所陈述的内容,所表达的感受,既是他个人的,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、使命有直接的关系。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。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、职责,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。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:“然齐在诸侯之位,不敢言游戏之乐,苑囿之大,先生又见客,是以王辞不复。何为无以应哉?”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,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,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。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,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。这一变化对《两都赋》和《二京赋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。
同时,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,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、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,通过子虚、乌有二人的对话,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。
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:他是楚的使臣,出使于齐,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:“悉发境内之士,备车骑之众,与使者出田。”畋猎毕,子虚“过诧乌有先生”。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。《史记集解》引郭璞曰:“诧,夸也。”子虚拜访乌有先生,本出于炫耀的动机,此后,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。
在诸侯分立的时代,诸侯交际、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,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、利益的挑战和维护。同时,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,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。晋赵孟出聘郑,受到特殊的礼遇,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,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,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,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。
与之相反的,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。
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,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。在《子虚赋》中,大国诸侯恃强凌弱,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,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。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。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,特别是大国之间,既要完成出使任务,还要在应对间,宣扬国之长或优势,显示其国力,扬威诸侯。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,也是构成《子虚赋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。
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,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。他认为,齐王“悉发境内之士”的畋猎,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,“以娱左右也,何名为夸哉!”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。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,在他看来,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:“问楚地之有无者,愿闻大国之风烈,先生之余论也。”都是出于好意。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,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。乌有先生进而指出,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:“有而言之,是章君之恶;无而言之,是害足下之信。章君恶而伤私义,二者无一可。”如果他所说属实,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,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,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。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,则表明他缺乏诚信,人品操守有亏,作为使臣来说,也是不称职的。
孔子云: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”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,然而,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。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,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。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: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。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。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《子虚赋》中文脉的波澜。
赏析
《子虚赋》八个自然段,可分为三部分。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,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,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,归结讽谏主题。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,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。
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,同此前的作品相比,有明显的不同。在屈原的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中,作者都是直接抒情,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也基本如此。宋玉的《高唐赋》和《神女赋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,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。枚乘的《七发》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,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,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,即作品中的“宋玉”、“吴客”个人的认识或感受。子虚、乌有的对话则不然。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,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、意义却已不同。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,其所陈述的内容,所表达的感受,既是他个人的,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、使命有直接的关系。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。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、职责,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。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:“然齐在诸侯之位,不敢言游戏之乐,苑囿之大,先生又见客,是以王辞不复。何为无以应哉?”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,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,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。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,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。这一变化对《两都赋》和《二京赋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。
同时,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,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、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,通过子虚、乌有二人的对话,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。
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:他是楚的使臣,出使于齐,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:“悉发境内之士,备车骑之众,与使者出田。”畋猎毕,子虚“过诧乌有先生”。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。《史记集解》引郭璞曰:“诧,夸也。”子虚拜访乌有先生,本出于炫耀的动机,此后,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。
在诸侯分立的时代,诸侯交际、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,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、利益的挑战和维护。同时,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,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。晋赵孟出聘郑,受到特殊的礼遇,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,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,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,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。
与之相反的,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。
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,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。在《子虚赋》中,大国诸侯恃强凌弱,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,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。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。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,特别是大国之间,既要完成出使任务,还要在应对间,宣扬国之长或优势,显示其国力,扬威诸侯。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,也是构成《子虚赋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。
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,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。他认为,齐王“悉发境内之士”的畋猎,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,“以娱左右也,何名为夸哉!”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。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,在他看来,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:“问楚地之有无者,愿闻大国之风烈,先生之余论也。”都是出于好意。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,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。乌有先生进而指出,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:“有而言之,是章君之恶;无而言之,是害足下之信。章君恶而伤私义,二者无一可。”如果他所说属实,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,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,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。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,则表明他缺乏诚信,人品操守有亏,作为使臣来说,也是不称职的。
孔子云: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”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,然而,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。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,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。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: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。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。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《子虚赋》中文脉的波澜。
章沧授 等 .古文鉴赏辞典(上册) .上海 :上海辞书出版社 ,1997 :251-258 .
许志刚.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:艺术转型与新范式的确立.文学遗产, 2005,03